人物生平
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（1896年3月26日）生于山东聊城一个举人之家，初字梦簪。祖籍江西永丰，先祖傅以渐，是清代顺治年间的首任状元。
1909年，就读于天津府立中学堂，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，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，本科国文门，曾着《文学革新申义》响应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，提倡白话文。
1918年夏，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，与罗家伦、毛准等组织新潮社，创办《新潮》月刊，提倡新文化，影响颇广，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。
1919年，“五四”运动期间，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，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，反对“过急”运动；不久退出学运，回到书斋。
1919年夏，傅斯年大学毕业后考取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，负笈欧洲，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，后转入伦敦大学研究院，研究学习实验心理学、生理学、数学、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、勃朗克的量子论等。
1923年，入柏林大学哲学院，学习比较语言学等。
1926年冬，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，1927年任该校教授，文学院长，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。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，任所长。此后数年，他一直工作在学界，掌管过西南联大、北京大学以及台湾大学的校政，培养出了大批优秀学生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[3]
“四·一二”政变发生后，傅斯年写信给李石曾，表示赞同清党。
1928年，受蔡元培先生之聘，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。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，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，创办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，任主编。
1929年春，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，兼任北京大学教授，讲授“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”及“中国古代文学史”。其间先后兼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，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，政治协商会议委员，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职。
1932年，他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，在《独立评论》周刊上发表的政论文章，拥蒋反共，但赞成抗日，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。
九一八事变后，傅斯年于1932年10月出版了《东北史纲》一书，针对日本学者“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”的反动言论，从历史角度详细地论证了东北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史实，字里行间洋溢着强烈的民族主义价值观。此书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，送交国际联盟。《东北史纲》一书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明确指出东北三省“为中国之一部，此为中国及各国公认之事实”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1937年，赴重庆，连续四次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。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。
1939年5月，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。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，兼任西南联大教授，主张抗战，抨击贪官污吏。抗战胜利后，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。
1948年，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。同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
1949年1月，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，并兼台湾大学校长。在政治上，傅斯年要求严惩贪官污吏，整制政风，反对“中国走布尔什维克道路”；在学术上，信奉考证学派传统，主张纯客观科学研究，注重史料的发现与考订，发表过不少研究古代史的论文，并多次去安阳指导殷墟发掘。他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，延揽一流人才，作出不少成绩。
晚年傅斯年身体肥胖，患有高血压，医生嘱咐他少吃盐或不吃盐，并戒肉类荤腥。又查出患有胆结石。
1950年12月20日上午，傅斯年在台湾省议会答复教育行政质询时过度激动，“突患脑溢血逝世于议场”，享年55岁。
傅斯年逝世后，葬于台湾大学校园，校内设有希腊式纪念亭傅园及“傅钟”；其中，“傅钟”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，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，因傅斯年曾说过：“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，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。”
着作列表
其着作编为《傅孟真先生集》。
主要着作有：《东北史纲》（第一卷）、《性命古训辨证》、《民族与古代中国》（稿本）《古代文学史》（稿本）；发表论文百余篇，主要有：《夷夏东西说》、《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》、《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之想象》等。有《傅孟真先生集》六册。
——《青年的两件事业》，《晨报》，（7月3日，5日，1920年）
——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，《傅斯年全集》（以下简称《全集》），3：894—903页。
——《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》，《傅斯年档案》，II：945。
——《中国近三百年对外来文化之反应》，《傅斯年档案》，I：708。
——《发刊词》，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》，1，（1927年），3。
——《傅孟真先生集》，台北，1952年，5卷本。
——《傅斯年全集》，台北，1980年。
——《傅斯年选集》，台北，1967年，10卷本。
——《傅斯年学术论文集》，香港，1969年。
——《先秦文籍的演化》，“傅斯年档案”，I-433。
——《性命古训辨证》，《全集》，第二册，492--736页。
——《夷夏东西说》，《全集》，第三册，823-893页。
——《留英纪行》，《晨报》，（1920年8月6日、7日）。
——《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》，《北京大学日刊》，（1918年8月10日）。
——《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》，《观察》，2：1（1947年），6-9页。
——（孟真）《美感与人生》，《晨报》，（1920年7月7日、8日、9日、10日。）
——《欧游途中随感录》，与史语所的行政文件混在一起，没有序号。
——《社会革命：俄国式的革命》，《新潮》，1：1（1919年），128—129页。
——《时代的曙光与危机》，王泛森与杜正胜合编：《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》，台北，1995年，34页。
——《宋子文的失败》，《世纪评论》，1：8，（1947年），5-7页。
——《大东小东说》，《全集》，第三册745-758页。
——《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》，《古史辨》，北京和上海，1926-1941年，7卷本，第二卷288-301页。
——《东北史纲》，北京，1932年，此书由李济改写为英文。
——《历史上的东北：一个大纲》，北京，1932年。
——（孟真）《要留学英国的人最要先知道的事》，《晨报》，（1920年8月12日、13日、14日、15日）
——《禹贡九州释名》，“傅档”，II-637。
傅斯年，李济，董作宾，梁思永，吴金鼎，郭宝钧，刘屿霞，《城子崖》，南京，1934年。
《傅斯年先生二、三事》，《傅故校长哀挽录》，台北，1951年，6—7页。
“傅斯年档案”，台北，中央研究院，历史语言研究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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