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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历史名人傅斯年

发布时间:2017-01-21 17:07: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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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成就贡献
  
  于“研究所”
  
  傅斯年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教书,不久就在中山大学创办“语言历史研究所”。这是1927年秋天的事,他到中大教书才半年。1928年10月,傅斯年又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基础上,筹备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。成立后他即任所长,一直到1950年去世。
  
  他以史语所为基础,对中国近代学术事业作出很大贡献。为近代中国学术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。首先他拉了一大批着名学者到史语所领导研究工作,如:陈寅恪、徐仲舒、赵元任、李方桂、罗常培、李济、董作宾、梁思永。1927-1937年是史语所的鼎盛时期,傅斯年收罗很多人才到史语所来。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大家,如:陈盘、石璋如、丁声树、劳干、胡厚宣、夏鼐、周一良、高去寻、全汉升、邓广铭、张政烺、傅乐焕、王崇武、董同和、马学良、张琨、逯钦立、周法高、严耕望等等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过傅斯年的培养,也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、重考证的学风。
  
  抢救、整理明清档案。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,内有诏令、奏章、则例、移会、贺表、三法司案卷、实录、殿试卷及各种簿册等,是极珍贵的第一手历史资料。从晚清宣统元年(1909年)国库房损坏搬出存放后,几经迁徙、几易主人,潮湿腐烂、鼠吃虫蛀,损失极为严重。其中一次主管者——历史博物馆以经费缺乏,曾以大洋4000元的价格将此8000麻袋总计15万斤的档案卖给造纸商拿去造纸。着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,由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做主,才以1.8万元将这批几乎要进造纸厂的档案买下,然而已由15万斤减为十二三万斤,少了2万多斤。抢救下这批十分珍贵的档案材料,傅斯年是有大功的。
  
  于“考古”
  
  科学发掘河南安阳殷墟。傅斯年极重视史料和新史料的获得。他在《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工作旨趣》中说:“(一)能直接研究材料,便进步;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,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,便退步。……(二)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,便进步,不能的便退步。”他重视清档案的抢救整理和殷墟的发掘,目的都在取得新材料,扩张新材料。他有一句名言:“上穷碧落下黄泉,动手动脚找东西。”
  
 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同仁科学发掘河南安阳小屯殷墟之前,殷墟甲骨片的出土已有30多年的历史。19世纪末叶,安阳一带的农民在耕地时偶然发现了一些甲骨片,药材商人便当做龙骨来收购,引起学者的注意。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,先后出版了刘鹗的《铁云藏龟》、孙贻让的《契文举例》、罗振玉的《殷墟书契》等。其后,王国维利用甲骨文研究商朝历史,写出《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》和《殷周制度论》等名作。
  
  这一来,小屯殷墟出土甲骨出了名。古董商、药材商蜂拥而至。殷墟现场受到严重破坏。
  
  傅斯年遂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批准,由史语所考古组正式组织人员去小屯发掘。开始困难重重,一些人的地方主义、利己主义、风头主义一时俱来,他们阻挠发掘或强制停止发掘。傅斯年亲到开封(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),上靠南京政府的权威,下依河南开明人士的支持,也靠傅斯年的办事才干,人事关系才得疏通好,发掘工作才得顺利进行。
  
  从1928年到1937年,10年时间,殷墟发掘大小共进行15次。傅斯年在百忙中,数次亲到小屯视察指导。规模最大的一次发掘是第13次,时在1935年夏。傅斯年偕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安阳。石璋如回忆说:“那时是殷墟第13次发掘,所用人力在三百人以上,为殷墟发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。也是中国的考古工作在国际间最煊赫的时期。约在五月中旬,气候已经相当的热了,他和法国的东方学者伯希和先生到达安阳……伯希和先生对着那样伟大的陵墓,那样排列整齐的小墓,那样大量并精美的灿烂的器物,在孟真所长面前,不断的惊讶和赞叹!”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,日寇侵我形势日急。殷墟发掘被迫停止下来。
  
  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,傅斯年是第一功臣。这是他对中国学术事业的大贡献。
  
  于“北大”
  
  傅斯年是北京大学培养出来的,对北大特有感情,在他一生的事业中,对北大也是特有贡献的。1930年代是北大辉煌的盛世,教授阵营盛极一时,名家胡适、傅斯年、钱穆、陶希圣、孟森、汤用彤等都是北大教授,陈寅恪等都在北大讲课。当时蒋梦麟是北大校长,但推动北大盛世出现的却是胡适、傅斯年,尤其是傅斯年。蒋梦麟回忆说:“当我在民国十九年(1930年)回北京大学时,孟真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搬到北京,也在北京办公了。‘九·一八’事变后,北平正在多事之秋,我的参谋就是适之、孟真两位,事无大小,都就商于两位。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着名的教授,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,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。”
  
  傅斯年对北大的第二次贡献,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。
  
  抗日战争胜利后,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。时胡在美国,回国之前,北大校长由傅斯年代理。从敌伪手里接办北京大学,有很多棘手问题,如对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如何处理便是一个问题。傅斯年决定一个不用。他给夫人俞大彩写信说:“大批伪教职员进来,这是暑假后北大开办的大障碍,但我决心扫荡之,决不为北大留此劣根。”把困难解除,把“天下”扫平,为胡适回校铺好道路,这是傅斯年做代理校长以报胡适的决心。他给夫人的信又说:“实在说在这样局面下,胡先生办远不如我,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,他好办下去。” 
  
  人物轶事
  
  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特别重视史料的发掘。为此,傅斯年曾主持购进清代所藏内阁大库档案,费资不少,但在整理的过程中傅斯年却有一些失望。一次他在北海静心斋对李济说:“没有什么重要的发现。”李济却问:“什么叫重要发现?难道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?”傅听了大笑。
  
  1938年,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,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,上层虽不予理睬,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,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。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。傅斯年一篇《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》,朝野震动,宋子文也只好下台——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,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。
  
  自北大毕业后,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。从1919年至1926年,他先后留学英、德。留学期间,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。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《杂忆赵家》中记录。当时的留学生大都“不务正业”,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,但这么多留学生中,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、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,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”。在“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”的世俗风气中,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。但是,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。
  
  傅斯年先生疼爱学生是众所周知的。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,新闻报道曾广播说“傅斯年先生弃世”,被其学生听成了“傅斯年先生气死”。于是台湾大学学生聚众要求校方惩办凶手,直到当时台湾国民政府官员出面解释清楚,学生才退去。由此可见傅斯年先生深受学生喜爱。
  
  已逝傅斯年夫人俞大彩的回忆文章记道:“他常在中午返家时,偕我到各宿舍探视,并查看学生的伙食。他一进餐厅,男生必高呼欢迎校长,女生则拥到他身旁。他去世后,学生们痛哭哀悼,是青年们发乎自然的真情。”
  
  台湾大学校史馆张小姐说:尽管傅校长执掌台大仅仅700余天,可台大人始终将他视为“台大的守护神”,安葬他骨灰的校内植物园被命名为“傅园”。
  
  五四运动
  
  1919年的5月,北京的迎春花已经盛开。就在这一年的
  
  合并图册
  
  合并图册(3张)
  
  春天,北京爆发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,这就是“五四运动”。
  
  早在1916年,傅斯年就考入北京大学读书。三年后的1919年,风华正茂的傅斯年不仅参加了震惊中外、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“五四运动”,而且他还被推举为学生游行总指挥。
  
  巴黎和会上,中国在列强面前成为一只待宰的羔羊。被日本割占的山东,正是傅斯年的故土。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,顾炎武的这句名言激发出傅斯年强烈的爱国热情。
  
  “废除二十一条!”、“还我青岛!”、“严惩卖国贼!”在游行中,傅斯年与同学们挥臂高呼。
  
 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“五四运动”中,傅斯年带领学生直奔赵家楼胡同,控诉卖国贼曹汝霖出卖山东的真相。傅斯年带领游行学生冲进曹汝霖府邸,曹汝霖仓皇逃跑。愤怒的学生随之火烧曹宅(赵家楼),把“五四运动”推向高潮。
  
  与胡适
  
  1917年9月,胡适被北大蔡元培校长聘为文科教授,讲授中国哲学史。他与以往的老先生不同,没有从神话中的三皇五帝讲起,径直就讲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,这不仅让原来的老先生连呼“胡闹,胡闹”,而且也让听惯了老讲法的学生们大为惊异,认为胡适不讲三皇五帝,就是“思想造反”,不配做大学教授,有人甚至酝酿要将他赶出北大。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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